「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伸手去指。」-卡爾維諾
一開始得知要做印度華人社區的計畫時，並沒有想的太多，想的只是「印度」這個國家罷了。但我們開始寫計畫構思時就出了問題，到海外去做服務，腦中想像的必然與現實不相符，而我們的資訊來源多來自網路，拼拼湊湊下，做出的計畫其實是以我們自己的觀點、自己有的背景去想，卻忘了考慮現實情況，或者說，那現實情況我們也想像不著。幸好有老師和指導學姊的把關，像大夢初醒般，第二版企劃書的出爐，經過了一番大洗牌。
從目標著手，並且清楚訂定短、中、長期的目標，我們才能實際執行這個暑假的任務，企劃符合目標，否則只是空談與白做工，不斷修改企劃書的過程，讓我學到了很多，彷彿不只是企劃書，就是自己平常的求學、做事都是如此、都需謹記。
來來去去，籌備過程很多雜事，同時還有自己的課業和活動，有時只想專心做一件事，不然真的無法做好，但通常現實不允許，於是常產生挫敗和想放棄的念頭，但我想，如果我中途放棄了，我就沒有這一趟旅程了，這一次獨一無二的經驗。
出發前太多的不確定感，都在飛機起飛時消失了，因為回不了頭了。出發前做企劃時的自信也都消失了，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塔壩怎麼去！Google Map不會教你在加爾各答坐幾號公車、坐多久會到，還有幾種路線！跟著我的夥伴陳思銘一條一條路走、一個個路人一輛輛車這樣子問，地上泥濘不堪，天空飄著小雨，我很佩服他，因為我看見了他的毅力。如果是我自己呢？我沒有把握在語言不通的陌生環境，我是否也可以這樣堅持地繼續走。
我看見了自己的界限。是個大路痴的我，往往認不得路，都是跟著夥伴的後頭走，但如果沒有夥伴了呢？如果有人需要我帶路呢？我逼自己要試著不依賴，要自己也能自主；另外我發現，我的夥伴在問路或買票時，就算溝通不順暢，聽不太懂彼此的語言時，總是可以很有耐心地繼續對話，有一種學習精神存在，而我就習慣聽，加上沒有耐性，聽不懂時就發起楞，無形間喪失了很多機會可以學習。不習慣跟陌生人講話的我，常給人距離感，然而我的夥伴正好相反，他的誠懇和笑容，讓人家願意與他交朋友，這個特質大大幫助了我們的計畫進行，甚至可以建立一個人際網絡。
我眼裡的他們，都有自己的天賦，讓天賦自由，讓我們多去體驗。
印度是個太特別的國家，早在去年，我就已經從去過的學姊那裡聽到很多心得，我感到十分好奇：什麼樣的國家人們就把街邊當床舖？什麼樣地方的車子喇叭不停休？何謂種姓何謂階級？課本裡的知識我以為我懂，考試都會填，但親身去體現了，那才叫學習。
從機場到旅館路途，我們坐預先付款計程車，車子開到半路，司機突然說因為你們的行李太多，所以要加收錢，思銘拿了我們遇先付款的收據給他看，說就是總數了，不可以加錢，司機又跟我們吵了起來，吸哩呼嚕的都沒在看路，因為坐在他橫衝直撞的車上，不免擔心要是不聽他的話會怎樣，後來在我們的堅持下，他也懶的跟我們爭了。我一直偷瞄司機後照鏡裡凶狠卻沒有焦點的眼神，想，他對於這個工作的感覺是什麼？什麼樣的制度或因素讓他們習慣對乘客要更多錢？為什麼台灣這種情形幾乎沒有？我學行銷，我知道這樣不行，因為會損及這個行業的名譽和信任，然而我又想，「行銷」的這一套在印度是行不通的吧！而為什麼行不通，沒有「行銷」這一套對他們又有什麼影響，還沒有答案，我還想再觀察。
我們在街邊遇到一位台灣人，他來印度20天走了一些城市，即將離開了，他是台大醫學系的學生，他說，他不是要來印度當史懷哲當志工的，他說他是要來看看印度這個國家的樣子，因為他看了關於印度的哲學書【摩訶婆羅多】，他到恆河有得到一些東西；他說，他覺得印度人活得很有秩序啊，下層人在做下層人的事，上層人在做上層人的事，外人根本沒必要干涉。
以他們非常虔誠信仰的印度教來看，種姓階級的中心即是宗教，歌頌不變，而貧窮疾病是一種修煉，他們世世代代守著，甚至以為活下去的目的（所以有到恆河沐浴，希望來世超脫輪迴），不管西方文明世界多麼無法理解種姓制度，甚至認為是落後的元兇，但種姓仍有它存在的立意：如種姓裡的一個姓意指sweet-maker，只要是姓這個姓的，不管互相認不認識，他們都會互相幫助，以兄弟相處；反觀現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過度歌頌個人，導致社會人心潰散，歐美社會正缺乏此種把你我當手足的觀念，早已經忘了互助互信的道理。
但種姓制度下的貧窮與疾病，會不會越滾越大成一個整體的社會現象？上層印度政府一直以來的嚴重貪腐，所敗壞的會不會早已非種姓之原罪？迫害導致的生不如死，我想，無法被視若無睹。
我有時候在思考這件事，我們想「干涉」想幫助他們，是因為覺得有不公不義的現象，因為同情弱者，而所謂Charity也必須尊重對方之文化，重要的是去了解，我們才可能去治本而不只是治標。
光是加爾各答這座城市，有百貨公司媲美歐美規模，一條項鍊動輒二十萬，高消費高經濟，有警衛駐守；而有些地方，孩子赤裸上身跑跳，穿梭車道間乞討，有些人生活就是在垃圾堆中，沒錯，扎扎實實惡臭的垃圾堆中。我心中不是同情不是厭惡，我有的只有疑惑、疑惑和疑惑。階級制度可以運行，但可不可以改善生活環境？印度政府在做什麼，可以讓自己的國家堆滿了垃圾，發出惡臭？
那些一看就知道生活水平比較高的印度人，怎麼看他們等公車地方的惡劣樣子，他們怎麼看自己的同胞如此生活，他們做何感想？教育可以改變一個人，甚至改變時代，那這些受過教育的印度人呢？他們的作為呢？
唐諾在【讀者時代】裡寫到的中古西歐社會，我就想到印度：「在他們看向新世界滄海之闊輪船之奇，興高采烈議論滔滔的同時，他們原本就四體不勤的貴族身份又讓他們隔離於祖國廣大的貧窮黑暗的農村實況，也就是說，他們要拯救的是他們背對著的那些人，要解決的是他們並不了解的問題。」 「他們要拯救的是他們背對著的那些人」我看著這句話想了很久。印度還要等多久？甘地、泰戈爾，我一直觀察各式各樣人的眼神；「思想」這件事的前提是不是也要生活過的去？
我們的計畫目的地―塔壩，就在加爾各答這一座城市當中，在當地叫中國城China Town，這個地方的人許多由中國廣東移民而來，以梅縣客家人居多，早期從事皮革業致富，但遭政府勒令停業後，現多改經營餐廳，由於生活不易，許多華人都移民到加拿大，留在印度塔壩的華人已逐漸減少。
逐漸減少，有多少呢？我們坐著計程車，帶著終於要見到塔壩的興奮心情，看見第一個中文字招牌驚呼了起來，直到看到越來越多中文字，我們才知道塔壩終於到了，但怎麼路上一個華人都沒有看到？眼光不斷搜尋，隨著車子逐漸駛入，我們才終於看見一位華人伯伯，騎著摩托車從我們眼前經過。我們越發迷惘了，因為我們以為所謂中國城，應該隨處可見華人，沒想到眼前都是印度人，在路上在店鋪裡，與一般印度街道沒什麼兩樣，讓初來乍到的我們感到有點詫異。
幸好塔壩有許多的華人餐廳，且有幾間規模算是大型的。華人餐廳裡的服務生都是印度人，大廚聽說有從北京請來的，或有些是印度人做的中國菜；華人餐廳平常日的生意冷清，但假日時印度有錢人都會來聚餐，每一間餐廳不論規模都會滿座，聽當地伯伯說一個新年所賺的錢，就夠一年花用了。我覺得餐廳的佈置、器具、服務和清潔其實都有可以做改進的地方，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主要顧客是印度人，所以很多細節沒有那麼講究。有些餐廳經營得很好，規模大價位高，成為名店外更是拓展分店到塔壩以外的地區，在印度，華人因為中國菜而為人所熟悉。
關於塔壩，來自當地的輔大畢業學長K提到了幾點：
為什麼加爾各答的馬路會這麼崎嶇不平，柏油舖不完整塵土飛揚，下雨天就泥濘不堪？因為政府是不管的，馬路要修要人民自己付錢，你家門前的馬路壞了，不好意思，自己出錢修理。
在印度的華人，沒有政府沒有法律保護，意思是，如果華人家裡被搶劫，你去叫警察，警察是不會理你的，所以當有些印度人生活真的過不去時，他第一個去搶的就是華人家裡，因為警察不會管。
很多人來參訪過塔壩，中國啊台灣啊，塔壩客家人在網路和youtube都有露出的。但其實塔壩的消息露出是會引來印度政府的關注，所以其實那些人來訪問時，塔壩人也只是說好的一面，畢竟我們還要生活在人家的土地上。
跟他聊到這些東西，我更明白了塔壩華人在此地生活有多不易，而相對的，他們承襲而來的累積有多麼不簡單。
我們跟一位伯伯聊過天，他說他女兒也在台灣唸書，半工半讀，兒子也是台灣畢業的，現在調回印度做工。伯伯說他們在塔壩第5代了，他現在全身是病，高血壓、尿酸、膽固醇……伯伯他沒有站得很穩，眼睛凸凸溼溼的，也有點血絲，我看著他的眼睛，聽他講話講到一半的時候突然好想哭，身體這麼不好，環境又惡劣，子女也都不在身邊，突然想起之前也聊過天的阿嬤，他的兩個兒子都在台北做工，十年才回來一次（我都記得阿嬤伸出十隻手指頭說那句話的樣子），這些老人家每天日子這樣子過，他們面對些什麼？
每次到塔壩，我們都像苦行僧一樣行走在塔壩的大街小巷，曾經，我感覺塔壩是一個了無生氣的地方，道路泥濘不堪，垃圾像小山一樣高，摩拖車和人力車橫行無阻，空氣帶著塵土和異味。整條大街偶爾只見一位華人騎車經過，其餘都是印度人，連華人店家坐在門口的都是印度人。我看見一位華人女孩穿著白色制服，被爸爸用摩托車載回家，想，她一定也不願意下車讓自己的白布鞋弄髒在泥濘中吧。我可以明白為什麼塔壩華人移民到國外，我甚至覺得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這一個月以來的走訪，已經像是一磚一瓦建築在我們心上穩固的房。
從伯伯們口中都可以聽見塔壩華人的歷史，他們的成長與傳統，他們說，塔壩華人是全世界客家話說得最標準的，誰都比不上；新年的時候會搭棚子在學校空地，那時所有外地的孩子都會回來；家家戶戶貼著春聯、培梅中學每一年的畢業合照都掛在牆上；我們一起參加了關聖帝君的誕辰，所有長輩都來了，吃了豐富的客家酒席，像貴客一樣地被招待。
培梅中學，培育梅縣子弟的中學，因為內部的一些問題，現在暫停營運。新的董事劉先生出來主持局面，他說，他今年八十歲了，他本來可以退休了，但他曾經是這個學校的學生，他今天是校友，他就有義務出來幫忙，校友們都出來了。每天早上十點，培梅校友的伯伯們都會到學校來，一起開會商討，共同為學校奔走。
培梅中學到了下午三四點有小朋友來補習，傍晚另一群伯伯叔叔出現，坐在椅子聊天，大孩子們有的打籃球有的踢足球，這間學校的圍牆內彷彿尋常百姓家，伴著黃昏。
我想起積極做體檢，等待著加拿大簽證的學長K，他說，這些老人家都還懷著過去的夢。要懷著怎樣的夢我不知道，但我覺得這一定是伯伯他們整個生命歷程賜予的夢。
最後，要說的是我心靈的充電站：Mother’s house.
靜靜看修女們的身影和世界各地志工的樣子，我發現我在這裡交出去的是最單純無雜念的心。德雷莎修女教會我一句 “Poverty is freedom.” 於是我在窗前細細裁著廢紙，努力地不割棄任何一角，做出一個個信封，只不過是持續地做一個個信封，對我來說那就是永恆了。
德雷莎修女在我的右上方。
一個月日復一日的感受與累積，從感官到心靈，不同社會系統的衝擊與反思，都讓我回來到現在不斷回想，不斷延伸思考。
不經意用左手拿東西時，我就會想起印度。
09.29 2010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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